母亲是矮小的，不足一米六，立在那里，便似一棵经年的老树，虽不高大，却盘根错节地扎进生活的土壤里。然而小时候，却未曾觉得她矮小。那时候的她，总是挺着脊梁，如同一面墙，遮挡着外面的风风雨雨。

小时候，母亲终日坐在缝纫机前，机杼声昼夜不息，哒哒哒哒，如急雨敲窗。那时缝纫机是家中最忙碌的，乌黑的机身被母亲的手磨得发亮，针头上下跳跃，将各式各样的布匹一遍遍缝合，也将我们破碎的日子缝补完整。在昏黄的灯光里，我不时偷偷抬头望着母亲，她一头乌黑的头发随动作飞舞着。有时母亲抬起头，眼里布满血丝，她不时地打着哈欠、眉毛微蹙，嘴唇紧抿，仿佛世上再无比将这一针一线安排妥帖更为紧要的事了。

她的手是极巧的，寻常布料在她指间仿佛被施了魔法，翻飞腾转间，不多时便化作一件剪裁得体的西服外套，一条熨帖笔挺的裤子，或是一件盘扣精致的旗袍。最妙的是那些头花，在别的孩子还戴着清一色的红绸花时，我的发间却绽放着母亲独创的各式花样，有带着精巧褶皱的鹅黄色头花、有层叠绽开的繁花式样，仿佛将整个春天的烂漫都别在了发梢。母亲时常别出心裁，在花瓣间缀以莹润的珍珠，或以五彩纽扣作蕊，在阳光下流转着独特的光彩。那时，同学无不羡慕我有一个巧手母亲。

然而岁月终究不肯饶人。母亲先是眼睛花了，穿针要费好大的劲；后来是手指关节肿了，握剪刀时会微微发抖。终于母亲放下手中的尺子，轻轻叹了口气：“不做了。”三个字，便告别了二十多年的裁缝生涯。

那时节，彬县的苹果正名声在外。每年秋天，外地的商贩如约而至。迫于生计，母亲做起了“代办”的营生，领着那些老板走村串户收苹果，赚信息费。

从此每年秋天，母亲便更忙了。天不亮就出门，夜深才归。有时一天吃不上一口热饭，有时整夜不能合眼。我常见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她的脊梁就是在那些年里，一点一点弯下去的。像是被秋日的苹果压弯的树枝，再也挺不直了。

我们姐弟三人长大后，各奔前程，母亲总算清闲了些。但她闲不住，在院子后面辟了块地，种些时令蔬菜，隔三岔五地挑到街上去卖。她说：“能动弹一天，就少拖累你们一天。”

记得那是个雨夜，我已经睡下了，忽听得母亲房里窸窣作响。接着我的房门被轻轻推开，母亲探进头来：“我出去一趟，你看好孩子。”我问这么晚去做什么，她说街道食堂要十五斤香菜，明天一大早就得送去。

雨下得正大，我放心不下，执意要跟去。家里只有一个手电筒，我顶在头上，母亲则掏出手机，打着微弱的光。菜园里泥泞不堪，雨水顺着我们的头发流进脖颈，冷得人直打颤。

母亲蹲在地里，用小刀仔细地挑拣着香菜。雨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便用袖子擦一擦继续着。一棵，两棵，她的动作不快，却极认真，仿佛不是在挖菜，而是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事。

我有些耐不住性子了：“妈，这么辛苦赚多少钱？”

“一斤三块，十五斤四十五。”母亲头也不抬。

我心里一酸：“我给你一百块，咱们回去吧。”

母亲抬起头，雨水顺着她花白的头发流下来，在脸上纵横成河。她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又低下头去继续手上的活计。

“你的钱是你的钱。”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做生意要讲诚信，不是过了今天就不要明天。今天不送可以，往后人家再也不会找咱们。这不是钱的事。”

她不再说话，只是更快地挑着香菜。我也不再作声，蹲下身和她一起忙活。雨声中，只听见刀子割断菜根的细微声响，和母亲偶尔压抑的咳嗽。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母亲的脊梁从来不曾真正弯曲过。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挺立着。在每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每一棵精心挑选的香菜里，在她认定的道理中，笔直地站立着。

第二天清早，母亲如约送去了香菜。食堂的老板接过菜，递来四十五元钱，顺口说了句：“下雨天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母亲笑笑：“答应的事，哪能不来。”

直至现在，我依然记得那个雨夜，记得母亲胸前那团微弱的光亮，记得她弯曲的脊背在菜地间移动的轮廓。我终于懂得，这世上有一种挺直，不需要昂首阔步；有一种高大，不需要伟岸身躯。

母亲的脊梁，弯的是形，挺的是骨。她用一辈子的坚韧让我明白：人这一生，腰可以弯，脊梁不能折；事可以低头做，但做人的根本不能丢。

如今母亲老了，真的做不动了。但她的小院里依然种着各色蔬菜，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有时我回家，看她佝偻着腰在菜地间忙碌，夕阳给她的身影镀上一层金边，那弯曲的脊梁，竟像是大地上一张满弦的弓，依然随时准备把生活射向远方。

而我知道，我这一生的方向与力量，皆源自这张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