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晚清四大名臣”美誉之一的曾国藩在《挺经·勤廉》写到:“唯俭可以养廉。”其含意是:廉洁是做官极为重要的依赖,而节俭又是能够保持廉洁的重要保障。廉是为官的本分,也是为官的大德。为官清廉，就是不贪污受贿，不与民争利，不徇私枉法。唯有俭朴才能保持清正廉洁的本色。俭生廉，廉生威，古人的俭廉观在今天看来，仍意义重大。俭和廉，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基石，是为官从政的道德根基。

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廉是评价一个官员品质的重要方面。俭与廉作为两种重要的品质，常被相提并论。成语俭以养廉出自诸葛亮《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俭以养廉是指节俭可以培养廉洁的作风。

清代学者张鉴的《浅近录》中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宋高宗时期，大臣孙樊进宫朝见皇帝，当两人谈到有关官吏如何做到公正廉明的话题时，宋高宗问他:“何以生公?”孙樊回答说:“廉生公。”皇帝又问道:“何以生廉?”孙樊答曰:“俭生廉。”俭与廉，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俭为廉之根，廉为俭之果。持俭，方能守廉、兴廉;为官清正廉洁，其生活中也必然节俭朴素。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众多前贤与伟人以俭养廉，以廉为官，被后世传为佳话。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的司马光，是北宋成熟的政治家，他唯恐自己的后人不识“俭”这个字，败坏自家家风，辱没自家家声，故特作《训俭示康》，“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持之以俭，人的贪欲就会减少，对于有地位者来说，就能够不被外物所绑架，所役使，可以正道直行。而普通的平民百姓也能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不仅可保衣食无忧，还可避免陷入违法犯罪的深渊。他用多个事例，从正反两面，极陈“俭”的重要意义以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个千古不易之理。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庙堂之上的帝国重臣，品行高洁，公正不阿。他一生秉持节俭之家风，清廉为官，树立了“俭廉恕德”的范氏门风，堪称历代家族门风之典范。对于俭约之风，范仲淹以身垂范，始终将“俭”作为持家修德之首，时常告诫诸子：“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飨富贵之乐也”。据《宋史》记载，范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更是写下了“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的家训。范家大院石柱上镌刻的“自喜奂轮光世泽，还崇廉俭绍家风”楹联，映射的正是范氏家风中“以俭养廉，以俭助廉”的思想精髓。

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顽固”地保持着农民的俭朴近乎吝啬，恋旧近乎成癖；他的菜谱简单，一辈子保留韶山特点——喜吃辣，还有诸如吃红烧肉，睡硬板床，穿布衣、布鞋，衣服打补丁……毛泽东家居物品中许多东西颇具代表性，如有73个补丁的睡衣、单腿眼镜、—边高—边低的木板床。廉洁奉公，严以律己的周恩来总理，新中国成立后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躬行节俭的作风，为了接见外宾和出席会议需要，周恩来第一次做衣服，选中了北京“红都”服装店。面对工作人员介绍的英国呢料、澳大利亚毛料等各色的外国布料，周恩来摇摇头，说：“我要中国料子，无论毛料布料都要国产的。”这次他做了一套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一套蓝卡其布夹衣和一套灰色平纹布中山装。这几件衣服一直穿到1963年，始终整洁、挺括。衣服穿了10年仍然整洁、挺括，其中当然有奥妙。周恩来有两只袖套，办公时必定套在胳膊上，这样就保护臂肘不会磨损得太快。然而，他一天工作长达十七八个小时，天长日久仍不免磨损磨破，于是，便送去“红都”请裁缝织补。衣服虽然旧了，会客时将衣服熨烫一遍，穿出来仍然整洁、挺括，再加上他潇洒大度的仪容举止，丝毫无损大国总理的风度。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无数革命先烈冒着枪林弹雨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他们抛头颅,洒热血，面对荣华富贵的诱惑不屑一顾。真可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而,在和平年代，众多落马贪官,皆因不俭所祸。先是奢侈继而腐化,最终腐化堕落,身败名裂,这是贪官们的“翻船”轨迹。清茶淡饭养身,勤劳俭朴养心,灯红酒绿伤身,奢侈腐化伤人。这条哲理非常灵验，从古到今,无一例外。因此我们应当在日常工作中心存敬畏，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牢固树立以俭为荣的理念,坚决摈弃任何私心杂念，防患于未然，真正做到警钟长鸣。

我党历来倡导艰苦朴素、大公无私、勤俭节约的革命传统，坚决反对奢靡享乐之风。毛泽东主席也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因此，广大党员干部都要在工作和生活中坚持勤俭节约办事的原则，自觉养成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度电、节约一滴水的良好习惯。在生活中能否做到节俭，手握权力时能否做到清廉，折射出人民公仆的理想信念和初心本色。对俭和廉的坚守与弘扬，应该成为每个党员干部毕生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