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满洲正红旗人，生于1750年（即乾隆十五年），三岁时生母过世，九岁时和珅和七岁的弟弟和琳被选入咸安宫官学上学。咸安宫官学是雍正皇帝为了培养满洲优秀子弟设立的，课程除了满、汉、蒙古文以及经史等文化课外，还包括骑射等军事课程，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当时年轻官家子弟中的佼佼者。十岁时和珅的父亲病逝。和珅在父亲去世后，为了能够继续学习和生活，靠四处借钱来补给自己和弟弟在咸安宫官学的生活费用。不难想象，在父亲去世后人走茶凉的社会关系下，靠借贷生活的和珅遭遇了多少嘲弄和奚落。

和珅进入学校后，表现十分优秀，《八旗通志》中就描述了当时的和珅熟背四书五经，懂得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他还练就了一笔好字，懂得绘画和诗词歌赋。相比当时众多养尊处优的纨绔八旗子弟来说，和珅算是出类拔萃的优等生了，即袁枚称赞过的“少小闻诗通礼”。

1769年，和珅做了三等轻车都尉，1772 年，和珅被挑选为粘杆处侍卫，次年成为乾隆的仪仗队侍卫，同年任管库大臣，因善于理财，受到乾隆的信任。1776 年，和珅升任户部右侍郎、军机大臣，当时年仅26岁，此后和珅平步青云，官至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成为乾隆皇帝的亲信重臣。

1780年，乾隆派和珅前往云南查办云南总督李侍尧。和珅到达云南后，选择李侍尧的仆人张永受作为李侍尧案的突破口。严刑审讯后，张永受终于交代了李侍尧以下罪行：借办贡品和派人回京城修房屋之名，向下属勒索银两；将珍珠卖给下属，收取银两后，又索回珍珠等等，勒索下属银两共计3万余两。李侍尧被革职拿问，主动或被迫送银子给李侍尧的下属们一并革职，审问定罪后，均被送新疆伊犁充当苦役。和珅通过此案充分展现其“反贪”能臣的一面。

然而，从“反贪”能臣到贪官保护伞的距离只有一线之隔。1782年，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刘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说他们贪纵、营私，向各州县索贿，各州县仓库库存的银子严重短缺。乾隆命和珅和左都御史刘墉至山东调查，又派钱沣同行。但这一次，和珅却再无两年前查李侍尧案时那种坚决的态度和凌厉的作风。因为，刘国泰是和珅的干女婿。和珅到山东的官库，抽查了几十锭银子（官银50两为一锭）。他一不看银子的成色，二不称银锭的分量，草草抽查后，就起身返回行馆。这分明是走过场，应付朝廷、应付舆论，暗中保刘国泰过关。不过，刘墉坚持原则，御史钱沣更是下决心排除干扰，追查到底。他们要求封库，和珅不得不同意。次日把库银仔细查一遍，发现银子成色与官银不同，都是从商人那里借来充抵的。刘国泰、于易简的罪行得以查实，被判斩立决，乾隆下令改为斩监候，关进刑部大狱。然而，深得乾隆喜爱的和珅却在此案中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屠龙少年最终却成为了恶龙，我们不知道那个坚毅、聪敏、能干的青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向贪官乃至贪官“保护伞”转变，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确切的答案。时过境迁，作为今人，更关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

也许乾隆皇帝对和珅的包庇纵容是其成为巨贪和贪官“保护伞”的重要原因；其次是当时贪腐成风的官场环境，官吏大多都对贪污纳贿习以为常，乾隆在晚年也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而根本原因则是和珅对自身欲望的过度放纵，心中没有丝毫为官者理应有的浩然正气，既已位极人臣，本应为民请命、任责天下，但和珅却欲壑难填、排除异己、拉帮结派，借机索贿受贿，反而助长了当时的贪腐风气，最终给自己身后留下骂名。

古人云“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为政清廉，不被收买，也不收买别人，应当是每个为官者健康人格的底线。然而，通过和珅我们可以看到，从“反贪”能臣到贪官的距离只有一线之隔，因此，作为党员干部，我们更要时刻坚定信念、严以律己，凡事知易行难，确保自己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正派为人、正气为官，做一个于社会、于国家、于民族、于历史有所增益的人，切不可因一时私欲而陷自己于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