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周岁的儿子在学校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兴之余，我惊喜地发现我家与党真有缘，祖孙三代人入党都是21周岁。从1921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我的伯父、父亲、我自己以及我的女儿、儿子都在21周岁这个年龄光荣加入党组织。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我们家庭的荣光。

我的祖父马凤鸣出生年龄与伟人毛泽东同龄，他勤劳致富，热情好客，置田掌家，思想先进，鼓励支持伯父和父亲耕读传家，求学上进，接受先进文化思想教育。伯父马作正出生于1921年，1942年在醴泉昭陵中学就读的伯父受党组织的熏陶，成为当时的社会进步青年，与同学阎振维一起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参加救国救亡运动，经昭陵中学地下党员赵弘道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底的一天晚上，伯父与同学等人冲进了国民党醴泉剧院砸了戏院，当他们从戏院返回学校的途中，只听“砰”的一声枪响，与伯父并肩行走的一个同学倒在血泊之中，当场身亡。伯父及时回校说明情况，在校长李耀六保护下离开学校，返回老家，在南屯当了一名小学教员，隐姓埋名，掩盖起自己的真实身份。不久，国民党陕西党、政、军、警开始在全省进行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12月8、9、10日三天，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主任李犹龙，由于醴泉敌特和叛徒的出卖，共抓捕教师、学生、商人等48人，其中，共产党员23人，被送往西安特联组审讯关押，醴泉党组织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伯父在党组织提前保护下，逃过这次劫难，为以后重建党组织保存实力。

伯父的足迹遍布在陕南、渭南、泾阳、三原等地，秘密为党组织传送情报，向陕北革命圣地延安，偷渡运送党的领导干部、党员达20多人。1946年7月，伯父在王育英的亲自领导下，与范森、赵天琪、侯建业、王启儒等人共同开展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建立东乡党支部，成为七个支委之一，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的实力，先后介绍张永昌、尚忠合、马瑞兴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18日醴泉县城后，伯父参与了接收旧县政府工作，与县委书记王育英、县长康志安等创建了中共醴泉县委、县政府。新中国成立后，伯父与县政府秘书陈家惠、通信员窦云峰等人一起工作多年，1953年伯父被组织委任周至县糖酒烟总公司经理、书记职务，伯父在周至县工作生活了50个春秋，先后任商业局、税务局局长，县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他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兢兢业业，始终保持着一位共产党员的本色。

父亲马作栋于1934年出生在烽火镇跃马村一个书香之家，九岁时开始在村上读私塾，十五岁考入醴泉县昭陵中学，1953年9月，19岁的他考入西安建筑工程学校学习（长安大学前身），在伯父经常感召和写信鼓励下，1955年的5月25日，年仅21岁的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千名师生唯一入党的学生，同年9月去上海同济大学建筑材料专业学习深造，成为我们村上解放初期的第一个大学生。

1957年8月父亲从同济大学毕业，回母校任教担任校教师党支部书记。1958年9月组织上派父亲带领6名教师赴青海西宁市，筹建青海建筑工程学校。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作为该校最初的奠基者和创始人，父亲他们边基建边招生，使学校很快初具规模。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带领着百余名师生到青海湖畔的天骏县边教学、边开荒种地，度过了最为艰苦的一段岁月。因为出色的表现，1959年到1960年底，父亲先后参加了全国劳动与生产相结合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大会和青海省群英大会，受到了表彰。

1962年8月，父亲调回醴泉县委工作，先后担任县委机关团委书记、青少部部长、纪检委常委、政工组党支部副书记、革委会接待室主任、安置办主任、醴泉县人民剧团团长等职务。在担任县剧团团长，在他的主持下，排练了多部现代秦腔戏，招收并培养了康建民、张保卫、刘克忠、胡屯胜、赵胜利等一批国家级的秦腔艺术家。

1966年，“文革”开始后，父亲不畏艰险，勇挑重担，时任县委安置办主任的他负责安排省、市下放干部、居民落户、知青插队等工作，出席省、市三下放代表大会三次，安置下乡知识青年3763名，下放干部87名，下放居民33户。虽然事情千头万绪，但他却安排得井井有条。期间他曾先后带领全县20个公社的书记、社长及680名师生，分别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参观学习，去北京参加毛主席第10次接见红卫兵检阅活动，圆满完成任务。1971年至1980年，父亲分别担任礼泉县第一中学、西张堡中学书记兼校长，在此期间，学校教学秩序井然，成绩显著，被县上确定为重点高中。

改革开放后，父亲担任醴泉建筑公司经理，在单位他大胆实行定额管理，使企业产值倍增；他现场蹲点办公，建成了醴泉剧院、县委办公大楼等一批精品工程，受到了县委的高度肯定。父亲在建设局工作,获得工程师职称，于1985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房工作会议和1991年在宁夏召开的全国城镇建设会议，并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介绍经验。他曾接待建设部及省市县参观团近百次、数千人。

如今88岁的父亲已有着66年党龄，在入住醴泉永康颐养中心期间，他仍然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写笔记，参加组织生活会。“听党话，跟党走”，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学习、工作历程与新中国同龄，见证了伟大祖国的繁荣与发展。他的一生丰富而多彩，平凡而伟大，他的勤奋、进取与执着，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让我们做儿女的备感骄傲与自豪，激励着我们下一代继续奋进前行。

在伯父、父亲谆谆教导下，八十年代末，当时还就读醴泉第二中学的我，报着对军营生活和革命圣地延安的想往，弃笔从戎，成为一名光荣的武警战士，在刻苦训练之余，我积极参加各类函授学习，身影常常出现在延安大学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在部队和地方报刊发表新闻稿件百余篇，连年受到部队嘉奖。在担任部队文书和军戒管理员期间，多次完成重大军事任务。1989年10月，我奉命带领两名司机和两名战士，从延安出发到西安陕西武警总队龙首村仓库换发新的武器装备，就是把几百条五六式步枪换成八一式冲锋枪，这个押运任务艰巨，责任特别重大。当车辆从西安返回中午行驶到宜君塬时，发生严重堵车，看着蜿蜒崎岖山路上停放一百多辆汽车，我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为防止发生意外，急中生智，及时求助最近的黄陵县武警中队官兵守卫警戒，当看到10多名战友来支援时，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先后往返历时十多天终于顺利完成任务，当我返回到延安武警部队后，接到党组织通知，我已被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1990年春天，我从延安部队退伍回到县城，被组织安置在电视台从事媒体工作，采写近千篇新闻稿，有20多篇荣获陕西新闻奖和咸阳新闻奖，先后出版了纪实文学《丰碑》《绿色，那就是你》《九嵕山下我的家》等文集，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协会会员、陕西作家协会会员。2004年4月我被组织提拔为县广播电视局（台）副局长、副台长、党支部书记，随后分别担任总编辑、文体局、文旅局副局长。2014年我兼任县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宣传组副组长，2017年兼任县委巡察组首轮组长，开展为期一年四轮政治巡察工作，组织满意，干群好评。我的人生每一次进步，岗位每一次变动，都处在繁花似锦的春天，由衷地感谢党组织的多年培养。

女儿、儿子出生后，我经常给他们讲述父辈的事迹经历，，让他们从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走好人生每一步。女儿马兴先后就读西安美院和长安大学研究生。她在学校多次获得国家和学校奖学金，一直担任校团体干部，被评为优秀研究生。2016年国庆节前夕，她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也是21周岁。儿子马驰坤高考失利后，我没有责怪他，而是鼓励他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学好大学每门课，向人生高点冲刺。在儿子的努力下，很快成为学校学生会干部，并在他21周岁被接收为预备党员。欣慰之余，由衷地感谢敬爱的党，感恩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国徽党徽铸忠魂，红色家风代代传。我们这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并没有过多特别和炫耀之处，只是在这种红色家风的传承和熏陶下，才有了与祖国同在，与党同心的生动事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永远铭记：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