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儒家道德标准评判下，载入史册的名门望族，无不有独特的家风为后世学习典范。《论语》《诗经》《岳母刺字》《曾国藩家书》等许多典籍和典范中无不彰显家风、家教和家训的精神内涵。

汉文帝刘恒，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重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北魏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骚扰，北魏政权规定每家出一名男子上前线。木兰家中弟弟年龄尚幼，她不忍心让年迈的父亲去征战受苦，于是决定违背世俗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气魄无不是源于家庭的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从而成就了她风华绝代的传奇一生。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钱老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因迷恋小说没有温习功课，还被父亲痛打一顿。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叮嘱他说：“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重要；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徐志摩之”。希望儿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亲的告诫教诲成就了学术泰斗钱钟书。

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治家德为先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华夏史上源远流长，自古至今，从未间断。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对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建立完善相关党内法规时，很多制度都增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崇德重礼的德治思想。德，既是“方向盘”又是“导航仪”。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政德好，就能引导与培养，政德不好，也会毁掉家庭，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令人痛心疾首。所以，“以德至上”的家风家训是助力和谐社会行稳致远的重要标志。

我国历来重视家风家规，在封建社会体系中，家规与家法的执行力度甚至往往大于国法，而国法中的“连坐”制度，又促使家族在家法的执行中坚守“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连着家风，家风连着党风，家事连着国事，个人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家风不仅关系到一身之进退、一家之荣辱，更关系到民风、党风、政风、国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作为执纪者、律人者的纪检监察干部，必须要树立治家标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个人家庭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耕读传家、崇德向善，知书达礼、尊老爱幼、遵纪守法，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立好家规、正好家风，带头注重“修已身”、塑造“贤配偶”、念好“育儿经”、管好“身边人”，以良好家风促党风、带政风、树民风、正国风。

（淳化县纪委监委 王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