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无论年龄、性别、学历和职业，抛开理解的深度，对于不可避免的死亡都曾或多或少有过思索。这是为什么呢？倘若不假思索地回答，得到的答案大多是因死亡的不可避免而致的思索，同时因不可避免则就无必要思考过深。但反过来说，既然不可避免，为何又不能避免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地浮现眼前？因为倘若按同样的逻辑，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人为什么要穿衣服、要吃饭这类不可避免的问题进行的思考显然就少得多。由此可见，对于死亡问题在大脑中时常的浮现，是因为生命的唯一和短暂，因为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

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出现于孩提时代对生灵之死的懵懂，出现于青年时代同伴群体的意外离去，出现于中年时代父辈的痛然诀别，出现于老年时代昔日同伴的相继去世、以及对明日自身不可预期的惶恐。尽管人们不止一次试图阻止死亡的概念出现于脑海，然而现实一次又一次把人们逃避思考的幸运感击得粉碎。因此，对于人们死亡的一瞬，我常想起农村人对于他人咒骂的惨淡形容：“你死的时候要像驴一样叫唤。”起初我是不相信这样的形容的。直到偶然的机缘进入有好几个老人的病房，其中一退休老干部在不稳定的病情中突然出现了类似的呻吟。那一瞬，我想一个谈吐甚有教养的人面对随时可能的死亡竟也如此痛苦、尊严折损，那么普通人呢？然而悖论的表现是人们用类似的形容咒骂他人，对自己死亡时可能的状态却选择性忽视或拒绝思考。

这样看来，人生似乎是注定的悲剧色彩。悲剧性在形式上最终归结为：所有的美好在最终的一瞬将变得惨淡无比（如人与人关系的疏离、仁爱之情的易逝；又更如人面对自身死亡的怯懦）。正因如此，倘若从宇宙的高空俯视，人们确如渺小而忙碌的蝼蚁。站在宇宙的远端，地球只不过是尘埃上的尘埃，它绕着恒星运转，恰如电子绕着原子核运动。于是，劳碌的人们甚至连尘埃都算不上；其次，世间万物终将毁灭，我们知道宇宙的演化进程：恒星终要变为红巨星、红巨星也终要变成白矮星乃至黑矮星，最后甚至物质也要消解，一切都将趋于熵的无序。如此，似乎一切都将是注定的悲剧，永恒的定律只有必然的消亡。

然而宇宙的魅力恰在于它趋向无序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着生命的有序，就像太阳无序耗散的能量可以让一粒种子成为美丽的花朵，这在终极的毁灭观无法想象的。但正是因为这种样的无法想象使得生命具有美的光彩。同时，尽管在不同层次上看待生命的结果是不同的，从微观上，有机分子乃至细胞并不见得美丽，但通过自然力量的组合（能量的不断输入型扩散），在宏观上，花朵恰是美的。于是，短暂在这里的也将成为永恒。在有限的生命中，与毁灭观相对，自然之力的美是人人可以接受的可以普遍化的对象。

因此，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仍然可以永恒，这样的永恒乃是在价值理性上。价值理性并不一定将最终目的地的达到和目的的实现作为第一原则，而是把伦理的、美学的、信仰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过程放在首位，而不论是否取得成就；相反，目的理性以实现具体的目标为第一原则，把能力范围内的最优化策略放在首位。事实上，人们在局部的理性往往使得整体产生非理性的后果，如科技第一的原则往往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产生吉登斯所说的非意图性后果。在个体层面，如果用目的理性来衡量一切，人终将在不断世俗化的社会中迷失自我，产生对自我存在意义的质疑，乃至用外在形象的独特来显示自己的独特，特别是在国内社会大转型（传统社会团结力量的消解，经济中心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的背景之下。而且，马克思认为：“死似乎是类对于特定的个体的冷酷胜利，并且似乎是同他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类的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马克思这段话强调了人之为人的类本质的重要意义，人的类本质并不是齐美尔所担忧的人们在匿名性增加的城市生活中自我标榜的外在怪异形象。

孟子云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禅宗说人人皆可以成佛。昔日圣贤皆逝矣，然圣贤教诲不朽于世。为追求一片自我意义的自由海洋，我抛掉美丽的鸟笼，蹚过混沌的死水和狰狞的高山，然而羽毛已不再美丽，泥泞沉重而无法洗涤，我不知还能否振翅高飞。子路有言曰：君子死而冠不免。君子之仪固然重要，然而亡人皆不免为虫鸟食之、灰飞烟灭，短暂的冠服之表岂可摄服敌者？因此，即便是在死亡前的一刻，也不要忘记对自由的虔敬，以及追求自由而做的最后一搏，这一搏，不是为了目标的实现，而是一种宗教般的使命观以及由使命感产生的仪式神圣感。所以，选择在追求自由的风雨中死亡，本身也成就了精神的自由。

期待每一个人善待自己的生命、尊重他人的生命，珍惜生命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旬邑县清塬镇纪委 魏伟）